重新挂牌营业的信孚交易所已关门谢客，但顶层的办公室里依然灯火通明，魏若来正埋头于一叠银行票据和汇率表中。
每周三晚上，他都会刻意加一会儿班，仔细研究那些浩瀚如烟海的数据，目的是设计一套巧妙且不易觉察的“资金搬运模式”。
要想在日军与信孚的日常监管下做“乾坤大挪移”，魏若来必须将地下党所需的资金流隐藏于大量正常交易、外币兑换和短期融资的海量数据中。为此，他构建了一个多层账户体系，用于逐步转移和洗白。
第一层：公开项目账户
这部分是给日军、外资财团、甚至国民政府都能看到的“表面交易”——
比如日军军需品融资、租界区基建项目、华商企业并购等等。
每笔项目都有明确的款项来往，记录在案，日军会计官和信孚内部监视者都能查阅到，确保“没问题”。
其中的费用流动大多真实无虚，唯有一小部分金额通过定期的“进货成本”或“手续费用”被人为抬高、或以“信用保证金”名义留在交易所后台，不立刻回流。
第二层：隐藏附加费用
在所有表面项目中，魏若来会暗中加上一些“附加条款”：
例如在一笔军用卡车采购订单里，他让供应商列出“检测费、陆路维修预付款、保险杂费”等，再加个浮动利率，累计会攒下一笔零散资金。
这些零散费用被打包成“B1子账户”“B2子账户”等等，放在信孚交易所的内部“临时保管”清单上。
军方只看见账面数字略大，却因项目繁杂，也不细究。
第三层：外币换汇与交叉套利
在交易所后台，魏若来借助不同的外币汇率波动，做所谓“日内短期套利”。
比如利用美元与英镑的交叉汇率，先买进英镑，再立刻抛售换成法郎或者港币。
此时往往有一次短暂的正向差价收益，累积下来也不少。
这部分差价表面上写作“交易所得”或“补贴佣金”，进入“B子账户”之列。
如此日军若想盘查，只会看到“兑换收益”；外资行则觉得正常汇差；不会意识到其中多出一笔私下盈余。
通过这三层账户，魏若来已经为地下党埋下“金线”。可要把钱真正转走，还需进一步“搬运”。
1937年的国际资金流动多以票据、汇票或金银现货方式进行。一旦数量庞大，难免引人注意。
魏若来因此设计了“壳公司+虚拟贸易”的双重掩护：
他先在香港或新加坡等地以代理身份注册几家“空壳公司”，名字选得中规中矩，如“兴华进出口商行”“远东物产有限公司”等。
对外宣称这些公司做“实业与外贸”生意，实际上没有真实厂房或产品，仅有纸面营业执照和一份电话号码。
接下来，他利用信孚交易所的便利，为这些壳公司拟定“订购单”“船运单”等文件。
例如“远东物产有限公司”向“信孚交易所”递交一笔“收购1000箱化工原料”的订单，付款来源就是上面提到的“B子账户”资金。
这笔原料其实根本不存在，或者只做极少量象征性采购。
日军监管者只会看到合规文件，记录进出账簿，却不会深入到海外查验。
壳公司再从香港、马来西亚、租界等多地银行领取到“货款”，此时已变成壳公司自有资金。
最终，这些钱由地下党的特工或安全渠道提取，进而流向抗日根据地、新四军补给线等。
形式上，这就是一单“合法”的跨国贸易：人家钱付了，货过境了，只不过货根本是走马观花。
在做这些复杂操作时，魏若来还要时刻关注交易所的行情变化和各路监视者的动向，因此他采用了“实时调度”的方法。
另外，资金流动要化整为零，不能一次性把钱流向壳公司，而是分成多笔，每笔金额都在“可疑阈值”以下，例如5000美元、8000美元等。
不同子账户分时段分地点转账，这样一来，即使有人想追查，也只见零零碎碎的跨币种换汇记录，被各类“手续费”与“汇差收益”裹挟，很难拼凑出全貌。
信孚交易所里也并非人人都拥护日军，部分后台职员或与魏若来有“革命友情”，或受过他的人情，不愿多管闲事；还有些只是冲着佣金好处来办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每当日军会计官或上级巡查，魏若来就能事先得到风声，将关键账本或票据暂时改写，以保安全。
信孚交易所作为当时罕有的外资控制的证券交易所，被各大势力觊觎，盯着它的人数不胜数。
然而这些人都不敢与日方硬碰硬，松岛控盘下的信孚交易所，反而成了权利“真空地带”。
即便其他股东或是当权政府有所怀疑，外部调查也是举步维艰。
对于地下党而言，这是最好的保护伞：日本人控制着大局，反而使局部查账变得碎片化。
这套体系像是呼吸的血管，只要持续运转，就可以为前线和隐秘战线送去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和军费。
当然仅仅有资金来源还是不够的，他还需要流通渠道，交通员等等。希望李叔的团队建设工作能够在短期内有所突破。
当然，为了稳住松岛，魏若来也不得不认真给“日军”那部分大笔资金做出高收益的财务报告。
他会拿出实际案例——比如通过“英镑/美元”跨市套利，赚到“10万美金”的浮盈，再让松岛看到账面净盈利。
日军那边见到确实有利可图，也就不会急于插手具体细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