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对不起，我现在就把烟掐灭。”
“这就对了，你应该好好照顾自己，”彭冬冬拿起桌面上的菜单，扇了扇空气里弥漫的余烟，“如果你需要冷静，我们就聊点轻松的，如果不需要，那么可以继续。”
“继续吧。”
“我妈总说，她嫁给我爸，还不如嫁给一头猪。而我爸呢？他常常骂自己瞎了狗眼，娶了我妈是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。”
“这话听起来真是讽刺。”彭冬冬轻轻接了一句。
“讽刺吗？他们的争吵从未停止，仿佛吵架就是他们婚姻的全部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从未真正想过要离开彼此。像两只困兽，恨不得撕碎对方，却又无法挣脱同一根绳索。”
杜小曼说着，声音渐渐低了下来，陷入回忆，仿佛不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，而是在对自己进行一场深刻的剖白。
“我无数次问自己，他们为什么不结束这场互相折磨？是因为习惯，还是害怕离开后的未知？或许，他们早已失去爱，却在争吵与妥协中找到一种扭曲的平衡。”
说到这里，杜小曼的目光飘向远方，像是在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，神情中透着一种复杂的矛盾，既有对父母婚姻的深深厌恶，又有一种近乎无奈的理解。她轻轻叹了口气，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，“有时候，我害怕自己会变成他们那样，一边怨恨，一边沉沦，最后连逃离的勇气都没有。”
“你希望父亲死去吗？”
彭冬冬终于开口，语气小心翼翼，似乎怕触碰什么无法愈合的伤口。杜小曼脸色冷峻，指尖轻敲桌面，似乎对彭冬冬的注视毫无察觉，又仿佛这句话戳中了她内心深处的某个开关。
“是的，他的死亡是我们唯一的解脱。”
彭冬冬把杯子轻轻放下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“你不觉得害怕吗？”
“不，”杜小曼嗤笑了一声，低头整理着袖口，抬起头，语气带着一种几近病态的平静，“如果能亲眼看到那个混蛋永远不会再回来，我只会感到兴奋。甚至，我要感谢母亲的‘大义灭亲’。”
窗外又传来扫地机的轰鸣声，掩盖了短暂的沉默。
彭冬冬靠在椅背上，手指轻轻敲击杯沿，像是在斟酌措辞。
“小曼，你不觉得这些想法……有点极端吗？或许，你需要去看看心理医生。”
杜小曼的表情僵了几秒，随即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。
她卷起秋裤，露出洁白的小腿，指着一条两公分长的褐色结节刀疤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这就是他干的。他把我绑在椅子上，用斧头在肉上慢慢切开，只因为有人在工厂里嘲笑他生了个女儿。”
彭冬冬看着那条疤，久久无言。
“这……是他对你最残忍的一次吗？”
“嗯，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小，他不敢对我太暴力。最多就是踹几脚，扇几巴掌。这种事多了，我也就麻木了。到后来，他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个无足轻重的混蛋罢了。”
彭冬冬沉默了，他目光深邃地凝视着杯中的咖啡渣，仿佛从中寻找某种答案。杜小曼之所以选择默默忍受丈夫的暴力，而不敢抗争，很大程度上源自母亲对她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。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让她对反抗充满恐惧，也让她无力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甚至，她对任何与自己有瓜葛的男人都心生畏惧，仿佛对方的威权不容冒犯。这种近乎扭曲的忍耐超出了常人的理解，像是相信只要隐忍，就能化解矛盾，甚至期盼自己的丈夫有朝一日会改变观念，变成一个温和体贴的人。然而，这种幻想与现实的碰撞，只能让她在痛苦中越陷越深。
“你承受的这些，远远超过了‘习惯’能解释的范围，也是你从未真正面对过这些创伤。”
杜小曼垂眸不语，嘴角的笑意早已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复杂神情，仿佛愤怒、无奈和悲伤在她心中纠缠不休。彭冬冬口中轻飘飘的“习惯”，她何尝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只是，“习惯”对她来说，并非一种心甘情愿的接受，而是一种迫于无奈的心理退缩，是在日复一日的压迫中被动生长出的麻木。
或许，黄雪梅的确悟出了一些“道理”，那些道理是她自以为的生存智慧，但其实是代代女性的悲哀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注定无法超越男人，不仅思想上要俯首帖耳，行为上更要处处低声下气。
“我妈总是说‘女人嘛，不能争，争赢了又能怎样？家就不是家了’，这句话像魔咒一样盘桓在我的脑海中，驱使着我一遍遍地忍耐，甚至习惯性地压抑自己的尊严和需求。”
更糟糕的是，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她的性格，让她仿佛回到了旧社会的阴影里——那个年代的女性，活在男人的掌控之下，没有选择，没有自由，像木偶一般被摆布。她知道，这一切本不该是她想要的生活，但又该如何挣脱呢？
作为新时代的女性，杜小曼也并不完全接受母亲灌输给她的这些陈旧观念。在她内心深处，隐隐抗拒着这套逻辑，她不愿步入母亲的后尘，更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活成母亲那般卑微和隐忍的模样。
她也曾努力过，试图挣脱这无形的枷锁，甚至无数次在心里呐喊：“我要改变！”然而，每当迈出一步时，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无形力量将她束缚住，难以寸进。这股力量，或许是习惯成自然的恐惧，或许是母亲的阴影在潜意识中的延续，甚至可能是她对婚姻失败的深深忌惮。
杜小曼早已忍受了太多，时间长到连她都不愿细数。或许，她母亲是爱着父亲的，甚至怀有一种无怨无悔的深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