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奈之下，他只好用左手按住右臂，用虎口夹着笔一笔一划的慢慢写。
他写道：
【我自从来到城关公社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，除非工作需要，很少外出，和女同志更是没有交流。
8月27日中午，一位女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，带着绿豆汤，我当时便喝问她是怎么进来的，她只说自己是一名群众。
这位女同志似乎听不懂人话，自顾自的给我盛汤，将汤撒到我身上，又扑上来给我擦，趁机倒在我身上。
我当时还没来得及把她推开，同志们就进来了，看到我们俩举止“亲密”，其实并非如此。
我当时就想要澄清，我根本不认识她。但是她牵住我的手，可怜巴巴的看着我。作为一名党员干部，我见她年纪小，可能是第一次犯错，便想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为了她的面子着想，我没有再继续揭穿她。
是我的错，我心软，心里想着，谁还能不犯错呢？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：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。
但是，我没想到，她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在我去接未婚妻电话的时候，冲过来抱住我的腰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是我的错，我反应迟钝，没有及时推开她。
但是，我绝对没有乱搞男女关系，我根本不认识她。在场的群众应该都听见了，我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蒋笑笑。
我只是一时心善、心软，想要维护一下年轻人的颜面，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，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，更没想到我遭遇了真正的“农夫与蛇”，我冒着风险保护的蒋笑笑会反咬我一口。
我恳请组织上对蒋笑笑进行严查，还我一个公道。并对她和她的父亲诬告我的行为进行严惩。】
这份【交代材料】不算太长，却耗尽了陈思进全部的力气，写完以后，他立刻倒在地上倒气，同时用右手拍打地面，想要缓解一下右臂那种无法言说的感觉。
又过了一会，他才站起来喊保卫人员，把这份材料递了出去。
陈思进只字没提周煜成，此时此刻，什么发小他都顾不上了，只想把自己从这件事情里摘出去。
而周煜成的【交代材料】是这么写的：
【1970年8月27日中午，我来找陈思进副书记交流思想，以期共同学习、共同进步。
我们俩是多年好友，我对他的人品有充分的信任。
当我来到公社大院的时候，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而被大家围住的陈思进和蒋笑笑手牵着手深情对视，基于对多年好友的充分信任，我心里便已经认定了，他和蒋笑笑在谈对象，否则不可能做出这种亲密举动。
所以，我当时就说，“年轻人谈对象，别人不要围观。”
但是没想到，事实并非如此，思进说他根本不认识蒋笑笑。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的确是蒋笑笑拉住思进的手不放，思进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女同志的脸面，没有强行甩开她。
后来，杜书记说陈思进的未婚妻李宁安打来了电话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担心思进在有未婚妻的情况下和别的女同志牵手会影响到他的名誉，未及思考，便接过电话胡说八道了两句，我并非真的否认李宁安是陈思进的未婚妻，只是想让大家听到这样的话，让大家不要再追究陈思进和蒋笑笑的事。
在这一点上，我确实做的很不好，不分对错、不问是非，只是站在好朋友这一边，为好友两肋插刀。
我更没有想到，蒋笑笑竟然在思进接电话的时候冲过去抱住了他。
事到如今，事实究竟如何，我也不敢妄下论断，请组织上调查清楚。
我的确有错，错在没有坚持真相，而是讲起了所谓的朋友义气。把朋友义气放在了党性和原则的前面。
在这里，我深刻检讨我自己，也强烈要求组织上严查蒋有福和蒋笑笑，这两个人说的全是谎言，肆意污蔑我和陈思进，罪不可赦！】
蒋有福也下笔很快，他写道：
【8月27日中午，我女儿离开家，此后一直没再回来。等到晚上接到消息的时候，她已经站在了审判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。
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无法接受这一点。我女儿一向乖巧、懂事、自尊、自爱，不可能和男同志走的太近，除非是被人强迫的。
可是，我又想不出来她为什么会到公社来，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她想要一份工作，而陈思进作为副书记，正好能帮她的忙。以这个理由把她诱骗过来，是可行的。
我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，没有经过调查、没有寻找证据，就匆匆断定是陈思进和周煜成诱骗了我的女儿，试图对她耍流氓，这是我的错。
我并非有意诬告，只是对自己的女儿有很深的信任。
请原谅一个关心女儿的父亲的慌乱之举、无心之失。我愿意向陈思进和周煜成两位同志道歉，争取他们的原谅。
鉴于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昨天中午发生的事，我不再做个人推断，请组织查明真相！秉公处理！】
蒋笑笑文笔不行，但是很会来事，她只是简单的写道：冤枉！求政府还我清白！京城恶少欺骗无辜少女！工人子女的命也是命！贫下中农的命也是命！
至于别的，她就不写了，她心里清楚，昨天中午的事被大家看到，她和她爹今天早上又闹了那么一出乌龙，以后再说什么，都徒增笑料而已。还不如啥也不写，就喊冤！
四份材料交到杜正元那里，他喊了石振声一起来看，两个人的嘴巴就没闲着，一直发出“啧啧啧”的声音。